张晓京 张作宾 刘广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学入学适应研究——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大一新生的调查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8.13

摘要

大学第一年是大学生发展关键性的一年，关注新生的入学适应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其他学生群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特殊的过渡性问题和发展任务，开展针对性的思想行为特征及入学适应问题研究对提高高校学生管理与服务的“精准度”有积极意义。以某“双一流”建设高校2018级本科新生为样本，通过比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其他学生的大学入学适应情况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适应程度较低、周期较长；注重“奉献”品质；学习状态不理想、缺乏专业兴趣；人际关系存在“内向性”等显著特征。因此，高校应坚持“三全育人”，构建发展型资助体系，更好地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发展。

关键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学入学适应；思想与行为特征；发展型资助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一项基本教育保障政策，目的是“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着力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个体教育成本负担较高的高等教育阶段，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学生资助工作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资助工作又能发挥强大的育人作用，培养学生对党对政府对社会的感恩之情。因此，学生资助工作兼具经济与教育的属性，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奖励性、助困性、普惠性、补偿性等多元混合资助模式。根据《2018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当年政府、高校及社会设立的各项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共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4 387.89万人次，资助资金1 150.30亿元，秋季学期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25.80万人，占当年报到新生总人数的14.70%，如此高比例、高投入的学生资助切实解决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大学的后顾之忧。

　　有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影响教育获得，其原因在于不同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差异，经济资本是出身寒门的孩子具有的顽固劣势，很难改变；而文化资本虽然也受家庭影响，却有一定的能动性，有可突破的地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研究发现，在大学教育阶段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相关性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失了，这意味着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言，家庭出身变得不再重要，大学教育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平等。因此，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常被看作来自社会底层学生实现阶层转变的重要机遇。

　　在我国，狭义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下简称“家困生”）是一个政策性概念。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长期以来，围绕这一学生群体的工作重心始终集中在受助资格的认定、资助经费的分配与管理以及如何争取更多的经济支持来满足学生新的发展需求方面。简而言之，资助的经济价值、分配效率与实际成效是研究的核心，然而资助解决的是学生一时的经济困难，由于家庭经济条件限制、物质资源匮乏的影响，他们在发展起点上与其他同学存在差距，即使进入了大学还要面临一系列成长、进步与能力提高的发展难题。

　　学生由高中进入大学，发生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个就学机构的变化，可以被看作个体在文化和心理上适应新的环境并概念化为一个新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困生、来自农村的学生而言，他们常被视作“文化上的外来者”，面临着生存心态与环境之间的错位。有研究认为，贫困给学生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比起他们的同龄人来说更难以理解大学教材和适应大学教学风格，他们缺乏相关的文化资本或家庭经验，无法依靠大学来帮助他们解释和回应自身内在的隐含期望。家困生群体在进入精英高校时，容易遇到较为严重的不适应问题，这些不适应并非来自学习方面，而在于社会生活，即他们倾向于将自己构建为社会中的“能力不足者”，在社会适应性、全球化素养、学习的自我调节管理以及远见抱负等方面表现较弱。这些研究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过程——大学入学适应。当然，也有相关研究发现，家困生实际上的在校表现并不差，如总体上他们在自我评估、生活态度、学习积极性、诚信处世、感恩心态等多个方面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认知能力方面也不存在明显差异，这主要由于高等教育可以缩小不同经济条件学生之间的差距，从而降低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利影响。

　　因此，在探讨学生入学适应问题时，离不开学生发展理论的支持，大学入学适应过程也被视为学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被视为个人能够更负责地处理其经历的一个积极的成长过程”。有学者提出学生发展“七向量”理论，他们用能力的发展、情绪的控制、由独立到相互了解、发展成熟的人际关系、确定角色认同、目的的发展、完整性的发展等七个方面描述了学生将要面临的发展任务，并认为教育环境对于帮助学生完成这七个发展向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关键因素包括角色转换、固有的观念、教育机构的规模、师生的合作程度、课程的设置、教学实践、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以及学生工作计划和服务。这一理论也支持国内学者提出的大学新生所遇到的不适应情况：一是新生不愿融入新的文化，固守中等教育已经习得的文化习惯；二是新生愿意融入，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路径融入新的高校校园，这些基本情况都与“七向量”理论不谋而合，如坚持固有观念、缺乏有目的的发展规划、回避新的角色身份、无法构建成熟的人际关系等，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更容易出现上述表现。

　　综上，对于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学习与生活环境发生颠覆式的变化，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他们将更多地面临来自文化环境、学习方式、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的挑战。他们初入大学的适应过程是否顺利，存在哪些非经济性的困难与诉求，高校精准支持的着力点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对学生个人成长抑或高校资助工作都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大一新生调查，把大学入学适应作为研究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过程，重点考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此时期的表现，深刻描绘他们从高中到大学、特别是进入精英大学后，在入学适应、思想和行为特征方面与其他学生群体有哪些不同，提取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存在的一些典型特征，从而更加精准地设计支持与服务项目，助力他们在大学实现更为全面的发展。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北京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研究根据契克林和雷塞尔学生发展“七向量”理论，设计了“本科新生适应调查”问卷。该问卷包含70道选择题及9道问答题，具体内容涵盖个人基本信息、入学选择过程、专业与学业适应、人际与社交适应、个人发展选择、思想政治观念等版块。调查在学生入学三个月左右进行，对象系该校2018级全体本科生（除去留学生），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 330份，有效回收率达81.24%，覆盖该大学所有学院、专业，且在性别、学生类别等方面无系统性差异。

　　在判断家庭经济情况方面，该校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因素（家庭收入、财产、债务等情况），特殊困难因素（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生源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生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突发状况因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情况），学生消费因素（学生本人及家庭消费的金额、结构等是否合情合理等情况），接受资助因素（是否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曾获国家、学校及社会资助等情况），其他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因素（家庭负担、劳动力及家庭成员职业状况等）等七方面进行定量与定性综合认定，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等级，分为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学生与特别困难学生（下文简称“普困生”与“特困生”）。

　　在回应问卷的2 330名学生中，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有274人，占总体样本的11.76%，其中特困生86人，占总样本的3.69%，占家困生总样本的31.39%，与该校2018级整体学生实际情况相符。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大学入学适应情况

　　大学形如一个小社会。大学新生初入大学不仅面临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的变化，还要适应更为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与更加多样化的人际交往，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和竞争，学习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探索”与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将面临许多新的转变，容易存在典型的“社会融入”问题，那么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是否这一身份与环境的转变带来的影响更大？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适应程度低、周期长

　　该校大一新生普遍认为基本能料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即使存在一些小问题，也能够较为顺利地解决。但是，从大学生活适应程度来看，家困生的适应情况并不理想，其自评性适应得分为2.05分，显著低于其他学生（2.15分，p值<0.01）。同时，家困生适应周期也更长，调查时间已逾新生入学三月有余，6.20%的家困生表示尚未适应大学生活，16.06%与41.61%的家困生自述分别需要两个月至三个月或一个月至两个月的适应周期，分别比其他学生高出1.29、2.59、4.30个百分点，且存在显著差异（p<0.1）。可见，家困生对于大学的适应程度不如其他学生，角色转变较慢，并且需要更长的适应周期。

　　有意思的是，从学生“宅”在宿舍的程度以及上网时间来看，可以获得相似结论。家困生经常性“宅”在宿舍，占比高达71.37%，超出其他学生4.22个百分点。从最近三个月的平均上网时长来看，家困生平均每天上网时间超过2小时的比例更达到了92.38%，显著高于其他学生5.15个百分点（p<0.1）。就具体上网内容来看，40.5%的家困生主要用来网络娱乐（如网络音乐、视频、游戏、文学），高于其他学生1.3个百分点，此选项在特困生中的比例更高（41.9%）。反观以获取信息（如网络新闻、搜索学习学术资料）为主要上网内容来看，家困生的占比更低，仅为24.1%，且低于其他学生2.7个百分点。研究认为，家困生更倾向“宅”在宿舍，意味着他们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方式以摆脱对新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不适应。笔者注意到，许多家困生进入大学后才拥有智能手机与笔记本电脑，新设备、新技术的使用，给他们带来学习便利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排遣对现实世界的不适应使他们更容易沉迷于网络。而且，与中学相比，更多自主时间和选择的自由令学生们产生“选择的困境”。

　　根据受访学生对“大学生活中存在的最大困惑与问题”回答可以看出，学习与未来发展方向是新生普遍聚焦的方面，44.53%的家困生认为自己在学业方面有困难，其中特困生占比达一半，远高出其他学生。相反，其他学生认为未来发展方向更使自己困惑或难以抉择，高出家困生8.47个百分点。此外，相较于其他学生，家困生更容易关注人际交往与情绪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见表1）

　　从大学毕业后的打算看，继续升学是学生们的第一选择，若不区分升学地区，其他学生整体升学意愿比例显著高于家困生群体，但若考虑经济性因素只看国内读研的比例，接近70%的家困生选择国内读研，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生。超过10%的特困生希望直接工作，高于普困生，远高于其他学生，说明在个人毕业后的选择上，家困生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从人生发展目标来看，接近1/4的家困生（24.82%）还没有清晰的人生规划，这一占比几乎达到了其他学生的2倍（12.74%），体现出人生目标感的缺失，与清华新生的研究结果一致。（见表2）

　　综上，在大学适应阶段家困生仍聚焦学习，关注点较为“单一”，缺乏有目的的个人发展规划。或许正是由于过分聚焦于学习，同时受家庭经济情况制约，他们没有太多发展选择，进而造成目标感缺失。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更注重“奉献”品质

　　个人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成长环境、个体意志品质和学校教育等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价值观念更具有反映学生思想特征的意义。31.75%的家困生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在于奉献社会，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生（26.17%），认为享受生活是人生意义的比例比其他学生低了4.44个百分点。从价值观念的认同情况来看，两类学生具有显著差异，家困生更认同“人不可以为金钱而暂舍道义”（p<0.05），认为“无私奉献的品质现在依然重要”（p<0.01），他们体现出对参加志愿服务的兴趣（p<0.01），也坚信“对于成功而言，勤奋比运气更重要”（p<0.01）。

　　可见，家困生虽成长于经济情况较差的家庭，在大学阶段受到国家和学校的资助，他们更认可“奉献”这一重要的价值观念，愿意参与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同时他们相信金钱并不代表所有，相信依靠勤奋努力也能获得成功。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状态不理想

　　学习上的转变是大一新生面临的最为重大的变化之一。不到一半的家困生（44.53%）认为，现在就读的专业是当初最想报考的专业，这一比例显著低于其他学生9.8个百分点（p<0.01）。同时，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看法方面，家困生对于专业的喜爱程度与了解程度相对更低，他们基本接受现在所学专业，但并不了解所学专业的诸多内容，这也导致他们对当前自己学习状态的满意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学生（p<0.01）。从学习动机来看，超过一半的家困生（51.82%）认为学习动力最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提升，而其他学生选择自我提升的比例为42.61%，低于家困生9.21个百分点，接近五分之一的其他学生（20.62%）认同学习动力来源于对所学专业和知识的兴趣，而认同这一观点的家困生仅占11.31%。

　　由此可见，两类学生群体对于专业学习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家困生多认为自己所学的和自己想报考的专业不一致，虽然能够接受所学专业，但是对于专业的了解程度较低，且不满意当前的学习状态，他们更多地是出于自我提升而学习，而不是出于对专业和知识的兴趣。学习上的困难与不足，导致他们渴望学校提供更多的学业指导。实际上，由于原生家庭能够给予家困生的学习条件与资源支持并不理想，因此他们相信实现阶层流动的成功路径就是“勤学苦练”，这也造成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后仍然只关注自己的学习成效，而不是专业兴趣。专业兴趣的缺失以及学习基础的薄弱，使得他们面对大学学习内容、方式、自主选择等变化时，适应较为困难，学习状态不理想、满意度较低。

　　（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人际关系存在显著特征

　　作为一个“社会化”过程，大学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同伴关系是反映学生适应程度的代表性指标。相关研究认为，贫困学生在心理健康、情绪管理、压力应对、社会交往方面存在不足，经济上的贫困带来校园适应性上的“贫困”，进而导致其人际交往能力偏低且提高量有限。有研究发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社会网络资本存在显著特征，主要由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资本和以家困生本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资本两部分组成。因此，本研究将学生交友数量与质量进行交互组合，形成图1所示的交友情况分布，大部分学生都能交到较多的朋友，但是两类群体在朋友关系的质量方面有一定差异（p<0.01）。具体来看，家困生的交友网络同时满足数量多、关系质量高的占比要比其他学生少6.69个百分点，他们“交友数量不多、但有几个知心朋友”的比例却明显高于其他学生，达到了35.04%。同时，“结识不少人，但缺少知心朋友”的情况也比其他学生低5.62个百分点。可见，家困生在大学结交朋友时更注重关系的亲密属性，愿意结交知心朋友，而非数量的多寡。

　　在学生日常交往最为频繁的对象中，其他学生分别是室友（67.41%）、同班同学（12.06%）与本校其他同学（8.32%），而家困生则为室友（71.17%）、中小学同学（10.58%）与老乡（8.03%），他们频繁联系本班同学和本校其他同学的占比仅为7.30%与2.92%，这种差异非常显著（p<0.01）。研究认为，家困生交友存在明显的“内向性”特征，他们的交往面相对狭窄，保持在室友这一“安全范围”内；同时，他们留恋过去的亲密关系，如中小学朋友、老乡都是他们愿意构建亲密关系的重要对象，而同班同学、本校其他同学则需要他们在新环境中主动拓展，因此并不属于他们愿意主动构建的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此外，如图2所示，家困生的思念频率也显著高于其他学生（p<0.05），他们经常想念父母亲人，反映出他们对原有亲密关系的依恋。虽然从与宿舍、同伴的关系来看，两类学生宿舍关系和谐程度的差异不明显，但是，家困生更容易感受到来自身边优秀同伴的压力（p<0.01），更容易觉得自己不如别人（p<0.01），也不愿与人合作（p<0.01）。可见，由于家庭背景等因素容易给家困生带来一种压力，这种负面影响会作用在他们人际交往的选择、过程与结果上，甚至不利于他们的大学融入与适应。有研究认为，高校家困生容易成为大学校园里的“边际人”，大大减少参与日常社交活动的时间，导致社交圈较小，甚至引发人际交往障碍，这些结论都与本研究不谋而合。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以北京某“双一流”建设高校2018级新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适应情况以及思想和行为特征表现。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学入学适应程度低、角色转变慢、适应周期长，尚未形成清晰的个人发展规划，缺乏对未来的“掌控感”；他们更注重“奉献”品质，愿意参与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但是他们的专业兴趣感较低，不满意当前学习状态，同时存在学习方面的困难与不足，需要额外的指导帮助；他们的人际交往显现出鲜明的“内向性”特征，社交圈较窄，并且由于家庭背景等因素产生人际交往的压力感，给他们的入学适应带来负面影响。

　　（二）建议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入学适应过程中存在学业困难、生涯规划、情绪情感、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发展性问题。单一的经济资助已不能满足学生在这一阶段的发展需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资源的投入。因此，在准确把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思想行为特征和入学适应现状的基础上，高校资助工作的关键点在于处理好资助和育人的关系，即高校资助工作不仅要关注学生面临的经济压力，还要关注其长远发展，促进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同时，应创新工作理念，积极推进发展型资助，由解决基本生活保障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范式转换，特别是构建更为完善的、以“三全育人”为导向的发展型资助体系。

　　1. 发展型资助体系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尽管不同的学者从其学科背景和研究侧重来诠释发展，但“学生发展”这一概念在西方作为学生事务管理实践的哲学，其主要指向是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前述调查结论表明，包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在内的大学生，其发展任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生涯规划、情绪情感、人际交往、价值观念，学生在发展其社会性的过程中要面对的挑战绝非经济资助这一单一的“硬投入”可以解决的。家困生群体与其他学生群体相比，面临更大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有更加强烈的发展愿望。新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应积极回应学生群体的代际变化，在“应助尽助”的基础上，聚焦这一学生群体的特殊问题，贯彻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精准施策，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发展型资助体系以全员参与为途径。已有研究表明，大学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专业教学中。重新审视学习，从更为宽泛的角度定义学习，努力构建课堂内外的有效连接，是构建发展型资助体系的理论基础。而要使这一体系运转起来，全员参与是前提。专业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努力训练学生的思维，为其进一步学习打好方法论的基础；学生工作者在做好日常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还要重点关注学生的道德表现，帮助他们提升诸如人际交往、团队合作等方面的能力；学校管理人员在加强管理、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肩负着对学生思想与行为引导的职责；后勤服务更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传递给学生的是温馨与关爱。家困生新生适应所面临的各类发展性问题只有在全员参与、步调一致、分工协作的良好育人文化环境中才能取得成效。

　　3. 发展型资助体系以全过程陪伴，全方位支持为特征。基于家困生入学适应当中需要完成的发展任务，在明确校园内人人都有育人责任的同时，还要围绕育人全流程，精心设计教育项目，积极构建促进学生发展的“立交桥”。从招考宣传、新生录取、入学教育、专业学习、班级建设、公寓文化、志愿服务、实习实践、创新创造、毕业活动等学生要参与的所有培养环节入手，最大限度丰富其生活体验；从学业、生活、心理、健康、就业等多个方面建立“一条龙”式的成长护航系统，确保针对家困生群体特点的问题解决方案有用、有效。同时，引导家困生开启由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的主动成长过程，发挥他们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精神品质，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

作者

张晓京，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研究员，北京　100872

张作宾，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872

刘广昕，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干部，北京　10087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第72-77，103页

栏目

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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